破产疑难问题——破产重整程序中重整投资人的行为规制与法律责任研究

涉及重整投资人引入的案件中，投资人的成功引入往往被视为重整程序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因此，实务操作中通常将关注重点集中在投资人引入阶段的商业谈判及重整计划的制定环节，相对忽视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重要性。再加上现阶段重整计划的执行尚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监管措施，进而引发了重整计划执行不能的风险。

而依据现行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以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九项：“但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变化等特殊情况，导致原重整计划无法执行的，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申请变更重整计划一次。债权人会议决议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应自决议通过之日起十日内提请人民法院批准。债权人会议决议不同意或者人民法院不批准变更申请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等规定，对因重整投资人导致重整计划执行不能，破产法并未赋予相关主体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故重整计划一旦执行不能，其结果具有强制性，一是重整程序终止、宣告破产，二是在限制条件下申请变更重整计划，经申请不能变更的终止重整程序、宣告破产。

因此，重整投资人的履约行为及其质量是破产重整程序成功与否的核心影响因素，建立完整的行为规制体系及追责机制以约束重整投资人的履约行为具有现实必要性。

实务中，针对重整投资人履约不能可能引发的重整程序终止及破产宣告风险，管理人积极探索了多项救济性措施，如依据原重整计划框架重新招募适格投资人，再或者依法向法院申请对重整计划进行变更、调整等。但此类救济措施客观上均存在程序延宕风险，且可能因市场条件变化导致二次执行障碍，最终对债权人受偿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可逆的减损。由此可见，破产重整程序中，健全对重整投资人的行为监管机制，通过完善事前风险防控体系来规避重整计划执行不能的风险，方为核心要务。

但从现行制度层面来讲，《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仅系统性地构建了管理人职责、债务人义务及债权人会议权限等制度框架，重心集中在破产重整程序的操作规范，尚未对投资人的准入标准、监督机制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作出具象化规定，导致对重整投资人行为的法律约束存在规范空白。

虽然从破产重整程序引入重整投资人的方式及途径来看，重整投资人的权利义务呈现明显的“契约优先”特征，即主要通过重整计划、投资协议等商事合意文件进行确立，但相较于一般民商事合同，重整投资协议、重整计划的缔约主体、效力渊源等仍存在一定差异，现阶段立法不健全，实践中引发能否以重整计划、投资协议等文件直接约束、规制重整投资人行为的争议。

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形式、约定内容、权责范围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规定的民商事合同形式要件、实质性要件并无二致，违反重整投资协议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可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但基于破产程序的特殊性，重整投资协议往往被视为附生效条件合同，需满足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这一生效条件。

一旦重整投资协议的生效条件不成就或重整计划对重整投资协议进行了实质性变更、调整，重整投资协议的效力出现约束真空。届时能否以重整计划作为约束重整投资人行为并追究其违约责任的依据，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其中否定观点主要持以下三个论点：

一是从重整计划生效条件和决策程序来看，重整计划的性质为团体决议说（侧重债权人会议表决特性）或司法确认说（突出法院裁定的既判力）。较之一般的民商事合同的订立方式、形式、适用法律、生效条件、内容等具备特殊性，不宜直接适用一般的合同规则对其进行评价。

二是《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明确，经司法批准的重整计划仅对“债务人及全体债权人”产生强制约束力，其中不含重整投资人。

三是重整投资人未能执行重整计划本身不具有可诉性，在此情况下不能执行重整计划的后果具有强制性，即宣告破产。从该角度来看，与一般民商事合同违约后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方式存在差异。

肯定观点则认为重整计划的决议程序和生效规则并不从本质上改变重整计划是经各方磋商、谈判形成这一契约性质的属性，由此决定了重整投资人应受到其所做承诺的约束。

综上来看，重整计划的效力辐射范围因立法模糊及实践认知不统一，导致对重整投资人约束机制处于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