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证券丨股权激励避坑篇（三）：工具篇——不要忽视架构的作用

股权激励的整个过程，就是在选择工具和方式。这些究竟在法律上、财务上、税务上，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回答清楚，那么未来支付的成本和“学费”，假设公司成功上市的话，将会以数亿、十数亿来计算。

举例说明，采取分红权激励方式的股权激励，通常会采用大股东代持的方式。企业老板或者大多数咨询机构的眼中，这就是一个代持协议的事儿。事实上并非如此。股东代持的激励方式，大股东迟早是要将用于激励的股权转让给激励对象或者持股平台，在股权激励初期，股权转让的价格要么约定1元，要么约定平价转让。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转，股权真正发生转让的时点，我们可能惊讶的发现公司的净资产增加了，1元的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金额已经翻了两倍或者三倍，甚至更高。这时，股权转让时大股东面临着什么呢？

根据上述规定，当大股东用代持的方式转让激励股权时，大股东很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境遇：哪怕约定了1元对价转让，或者“平价转让”，税务机关仍然很可能会按照公司的估值来对大股东征收个人所得税，即便大股东实际上并未套现。

在比如，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都无法回避持股平台的问题，提到持股平台必谈有限合伙。创始人当GP，利用有限合伙的规则，容易控制公司；另一方面，有限合伙是税收的透明体，这些高管担任LP，就直接个人缴税而不会发生“平台”的税负。这样的架构是目前股权激励最常用的方式。然后，企业就不知情的踩了一个坑。

诚然，有限合伙企业确实对于企业的控制而言是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作为持股平台还是要看情况了。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需要重点考虑：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第二条“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利息、股息、红利的征税问题”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利、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利、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利、红利的，应按《通知》所附规定的第五条精神确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利、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从税收上看，合伙企业个人投资者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时间就是合伙企业取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时间，和合伙企业是否实际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支付给个人投资者无关。

也就是说，如果采取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必须面临的问题就是，股权激励还没有兑现，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义务就已经产生了。

《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后）；（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表附后）；（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取得成本以及合理税费后的差额，适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所以，很多人认为在持股平台上分配个人所得税适用“财产转让所得”对应的20%的税率。然而，等到税负义务产生的时候，才发现持股平台应当按照《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践中，有限合伙的税赋成本远没有宣传的那般美好。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工具绝非简单粗暴地加以使用，而如何真正用好这些工具，如何建立科学的工具组合，需要法律人士和财务人士共同为客户定制。